郊区化蔓延将增加未来疫情的风险

时至今日，美国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之一，不管东方西方，到处都可以看到像美国流行乐、电影和“垃圾食品”的身影。然而，美国近代爆发式发展的城市郊区化却带给全球不小的负面影响。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郊区化存在感最强的的长岛和洛杉矶到21世纪高密度集中的现代化城市金沙萨和吉隆坡，美式生活所引发的种种问题日益凸显。

静谧的林荫大道、漫步的小鹿，郊区生活方式带给人美好的遐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人们这种对大自然的渴望，对健康及高质量生活品质的向往，却对美国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一些城市规划专家指出这种郊区低密度社区的过度开发直接导致气候变化。相较于温室气体排放的持续上升和与郊区生活方式相关联的慢性健康隐患，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将我们关注视角带到了愈发失控的城市蔓延。

过度解读城市密度化和刻意忽视社会不公平性

逆城市化的观点在疫情冲击下开始俘获人心。低密度郊区面对疫情有较好的韧性、疫情暴露密集型城市的脆弱面等相关报道比比皆是，这种说法看似无懈可击，实则却有失偏颇。

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就这次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来看，人口密度从来不是城市化的上限，城市的治理水平才是上限。

研究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这里特别指出建筑的内部空间（特别是那些共用空间）与城市密度不能混为一谈。拿纽约州来举例，纽约市近郊的威斯特彻斯特（Westchester ）和洛克兰（Rockland） 郡的新冠发病率几乎是曼哈顿城的三倍。

我们从这里不难看出，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体系中的收入不平等性。低收入人群家庭生活空间狭小，疫情期间迫于生计和工作类型不得不继续出门工作，进而成为新冠病毒的目标对象。建立可持续的城市规划、推出合理的住房政策和扭转城市化等同于破坏环境的错误观念才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大城市等同于重灾区”，“逃离某市”这些日益高涨的反城市情绪对城市的威胁可能并不亚于新冠疫情本身。

野生动物栖息地破碎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

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探索后疫情时代，分析城市规划设计才是重生之路。近年来，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栖息地流失。一些本地的动植物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种类和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减少，甚至影响了农作物和畜牧业。减少森林砍伐、适度退减耕地可以有效地帮助栖息地的生态复原。

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系教授Richard Weller，ASLA起草的世界末日地图集聚焦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与城市增长的热点区域，构建了全球391个生态保护区（eco-region），包括由人口超过30万的423座城市组成的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区。通过耶鲁大学的Seto实验室的数据空间模型，该研究小组大胆预测其中的90%的地区约383座城市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全球性生态网络。

人类为满足需要而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大自然资源，导致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为一系列致命的病毒和病原体传播给人类创造了条件。

世界卫生组织（WHO）发现，在过去10年中，75％的新型传染病是人畜共患病，即通过人与患病动物的直接接触，或经由动物媒介和污染病原的空气、水和食品等途径传播给人类。研究表明，大部分人畜共患疾病的发源地来自生物多样性的地区，这些地区野生动植物携带的病毒和病原体原本是自然界优胜略汰，物种演变进化过程中的自我调节。由于经济利益驱使，像非洲的丛林肉集市或是亚洲的“湿货市场”的盛行，人类在处理野生动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接触活体或冻货，极大概率的被各种细菌、病毒沾染，进而导致新型病毒从动物转移到人体的机会大大增加。

如果说全球性的栖息地退化和城市化发展促进了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密切接触，增加了病毒传播的风险，那么以破坏栖息地为代价的郊区生活方式则是雪上加霜。失去生态系统这个天然屏障，多数传染性疾病的传播肆无忌惮。这些病原体本来只是潜伏在动物身上，并不会危害人类，之所以从自然界溢出，进入人类社会传播，是因为我们提供了将动物宿主传播给人类的途径。

保持生物多样性可以帮助人类分担疾病的传播速度，近年来发病率攀升的莱姆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人类郊区化用地的不断扩张导致森林生境的破碎化，莱姆病得以传播的原因之一是该地区食肉动物（如狼或野猫）越来越少，而这些食肉动物的存在曾经很好地抑制了它的病原菌携带者——啮齿类动物。

归根结底，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持相对稳定的自然平衡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同时也是在保护我们人类自己。事实上，新冠病毒并非第一种从动物溢出到人类身上的疾病，这种趋势可能会是下一次流行病大爆发的导火索和对全球经济严重威胁。如果我们能建造密度更高的城市，那么留给大自然的土地面积就越广阔，从而有可能减少我们因新型病毒再次爆发的风险。

波特兰的城市增长边界（UGB）

美国的城市发展由小到大，由集中到分散，现今社会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以都市为中心的巨型城市带，这些无序蔓延的郊区占地面积远超于国家和州立公园面积的总和。郊区化进程中对其他物种的破坏愈演愈烈。

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在1979年起草了利用规划目标要求设置城市增长边界（UGB）的计划，包括州内三个县内的24个城市，旨在保护农业用地、控制城市扩张和限制荒野用地。

从1979年项目启动至今的半个世纪，我们从城市规划创新、可持续发展和宜居性等多角度加以标准回归模式来评价UGB对城市发展模式的影响，波特兰市对公共交通体系和市内公园的投入无疑是在美国其他都市社区中起到了模范作用。

同时，对于这个划定和改革的成果可圈可点，首先俄勒冈州内发展最快的两个城市位于边界管辖范围之外，这突显了该策略初步实行时期的局限性。 其次，由于无法真正落实对波特兰低密度住宅区的管制，导致UGB城市储备地区内的价格上涨，进而使得区域内的居民向更远的地方寻找经济适用房，这些偏远地区的住房则又以郊区蔓延的形式出现，最终超出了UGB的管辖范围。

当政府最初制定UGB计划时，另一个被忽略的考虑因素是对UGB内剩余栖息地的充分保护。 由于缺乏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区域计划，因此我们在将来应该以生态为核心，运用科学的方法来为规划决策提供依据。

布里斯班的鸟群数量

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城市化发生在被确定为生物多样性热点的地区，对生态模式和过程产生深远影响。不幸的是，这些城市规划的决策者尚未意识到物种多样性的重要性和潜力。各地方规划政策都缺乏针对地区和城市的详细分布模型，以及如何从最大程度上减少生态破坏的明确建议。殊不知生物多样性保护必须结合城市规划进行，二者相辅相成。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研究学家尝试就密集化城市与郊区蔓延两种截然不同的规划方式对生态的影响进行量化评定。利用物种分布模型，预测城市在扩建85，000栋新住宅后对鸟类数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两种规划方式都会减少鸟类种群的数量，但是城市紧凑型规划会大大减缓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

对环境条件变化反应敏感的物种会特别受益于密集化的城市规划，因为它们仅有的栖息地会尽可能的得以保留，同时外来物种也能有足够的活动空间而不去侵犯它们的领地。这些结果表明，城市生态足迹总量大的城市（即使其郊区提供了充足的开放空间）也将遭受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下降。

在全球不同地区的类似研究中不难发现，不同类群之间的物种丰富度随着从农村到城市的梯度转移出现了下降情况。 尽管生物多样性在城市核心区域内达到最低，但在别的区域却尽可能多地保留了自然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

赫尔辛基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

作为欧洲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赫尔辛基和其他国际都市一样面临新屋扩建和交通堵塞的问题。由于地形上的局限性，城市地铁自1982年开通以来只有一条线路，驶出市区后划分为东西两条延长线，总路线图看上去像字母Y。当时为了解决城市存在的中心区拥挤等问题，城市规划者将原先密集的城区分解为许多“小市镇”或“区”，减少对中心的依赖，使得现有城市中心彻底解构，成为多个卫星城均匀分布的格局。延伸至今日，这座全世界最宜居的城市之一保留了1/3的开阔地，63%的国土面积被森林所覆盖。

2001 年，芬兰政府拟定建立国家生物多样性数据库，私人和学术机构都可建立保存组织样本，以为研究人员提供不同保护区储存、收集样本的服务，并确保这些样本可用于物种和环境的保护。

由包括维管束植物，鸟类，真菌和传粉媒介在内的几种分类法来衡量赫尔辛基，人们发现其生物多样性远远高于周边城市或其他欧洲温带城市。 例如，维管束植物物种平均每平方公里超过350种，而柏林和维也纳的平均物种大约为200种。 通过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城市结构，不仅将区域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编入总体规划，还调动了公众参与的力量，让居民更多的去关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

如果美国社会上下继续放纵肆无忌惮的郊区化蔓延，面对随时可能再次爆发的病毒入侵，华盛顿特区极有可能成为是下一个武汉市。

现今社会对郊区别墅、度假山庄的盲目追捧，让我们生活的这颗蓝色星球愈加不堪一击。前车之鉴，可为后事之师，美国对土地资源的合理规划政策，从长远来讲，会比风靡全球的好莱坞大片更具有影响力。

为了人类和地球的健康让我们一起付之行动，探索政治和经济背景下理想城市的发展之路，将真正的美国价值观体现在建立高密度生态化的绿色城市，为造福子孙后代尽一份力量，提高全社会的整体幸福感。